贾植芳先生1916年9月29日（农历九月初三）出生于山西襄汾侯村，少年时代到太原、北平等地求学，因投身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1936年年初遭北平警察局以“共产党嫌疑犯”罪名逮捕关押，一生中首尝牢狱之灾。出狱后赴日留学，入日本大学社会科攻读社会学。1937年因投稿结识胡风，结成终生友谊。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，入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，毕业后被派往中条山前线部队任上尉日文干事，并受胡风委托，任“七月社”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。1939年夏脱离部队，流徙西北、重庆等地，发表大量战地通讯、散文和小说创作，成为“七月派”骨干作家之一。

　　1945年年初在徐州因从事抗日策反遭日伪警察拘捕，出狱后南下，1946年6月始定居上海，曾任《时事新报·青光》主编。这期间出版了小说集《人生赋》、散文集《热力》等作品。1947年9月，又因在复旦大学学生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，以“煽动学潮”的罪名遭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关押，在监狱里进行了不屈斗争。

　　1950年到震旦大学任教授，曾任中文系主任，1952年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，曾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早期创建者之一。这期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《住宅问题》、基希的《论报告文学》、契诃夫的《契诃夫手记》等重要著作。

　　1955年因胡风冤案牵连被捕，1966年出狱后到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。1978年9月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。1980年胡风冤案获平反后，恢复教授工作。1981年组建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，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。1986年担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，招收博士研究生。1983年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。1987年8月正式退休。2004年10月出版四卷本《贾植芳文集》。没有编入文集的主要著、译还有：社会学论著《近代中国经济社会》、回忆录《狱里狱外》、书信集《写给学生》、书信日记合集《解冻时节》、日记《早春三年日记》等。

　　贾先生的一生，不仅见证了中国从民国初年的混乱黑暗到1949政权更替以后的风风雨雨、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路线以后的巨大变化，而且，作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，他亲身投入到现实的生活熔炉之中，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也锤炼了坚贞的人格。他放弃富有的家庭产业，放弃国外留学的学历文凭，毅然投身到实际的抗战活动出生入死，这不能不说是对祖国的忠诚；他在民主革命期间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两度入狱，与国民党专制制度进行了不屈的斗争，不能不说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坚定信念；1955年他的朋友胡风先生遭受了不公正的冤案迫害，他宁可自己坐牢也不出卖朋友，以致蒙受苦难长达二十五年之久，不能不说是对朋友的诚信；他与任敏师母患难中结成夫妻，大半生都是流离颠沛，晚年两位老人形影不离，感情老而弥笃，以致师母在重病之中生命奇迹般地延续了三年之久，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大爱。

　　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，能够坚持一生做到对祖国对忠诚献身，对民主对努力实践，对朋友的侠义诚信，对家人的无私眷爱，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人格更加完美呢？更何况，他以他的人间大爱教育、传授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大青年学生，把人间最美好的品德流传给了这个世界。

　　贾植芳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品格是朴素和大度。他身兼作家、翻译家、学者、教授多种身份，在每一种身份上，他都尽其所能，努力追求，努力做出最好的成绩。但是他从来不夸耀自己，也从来不以此去追求社会上的各种名利地位，一切都淡然处之，适可而止。他爱憎分明，风骨朗朗，对社会上各种现象的实质看得非常清楚，但他从来没有脱离实际地怨天尤人、自命清高，而是把自己沉浸在普通的民间社会，与这个多灾多难、藏污纳垢的社会一起努力进步，用以身作则的道德行为来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。他曾经遭受过极不公正的政治迫害，但从来也没有耿耿于怀，牢骚满腹，甚至也没有以此苦难作为资本希望索取什么回报。一切都平静如水，一切都大智若愚。

　　先生自述：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我是认真地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。”付出换来足堪告慰人世的结果：“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，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。”

　　贾植芳先生于2008年4月24日在上海辞世，享年92岁。先生的一生，为我们做出了领略“人”字的丰富内涵的辉煌示范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，永远纪念。（陈晓兰）